在内江高梁镇川主村老面坊破译巴黎博物馆的大熊猫和朱鹮笔记

向前天涯

在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作品所附的精美地图集里，最引人注的新物种之一是川金丝猴，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猴子

经过反复争取，我们得以获得这一出色的成果，今日便开始予以发表。这对我们的读者而言，着实是一大幸事。我们无需过多引言，且让原作者来讲述吧。

我得承认，我颇费周折才下定决心撰写这篇关于我旅行经历的长篇笔记。一方面，作为我思考主题的那些事件已过去多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实在不愿再拿太过个人化的事情来占用公众的时间，况且讲述这些事情还难免会用到一些专业术语，除了博物学家，其他人恐怕对此兴趣寥寥。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一年前，天主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想要参观我在塞夫勒街为我们的学生组建的自然历史陈列室。看到陈列室里的一些中国展品以及与我远东探险相关的各类著作后，他便希望我为他出色的《公报》写一篇文章，讲讲我官方研究的情况及其成果。他说：“这些成果，虽说在学者中广为人知，但大多数读者却普遍一无所知。”

在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我最终还是得动笔。我觉得稍微拓宽一下写作范围较为妥当（以便更好地揭示某些指责的不公之处），在讲述自己作为探险家的经历的同时，也讲讲其他传教士在从事他们所献身的使徒传教工作时，为科学所做出的以及仍在继续做出的贡献。由于我在中国生活多年，对这个国家最为了解，所以我也会主要且几乎只谈及中国。另一方面，大家将会看到，特殊的环境如何使我比其他任何传教士都更有必要去从事这些特殊且极为独特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西方博物学家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所以，很自然地，我在这里主要会讲讲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也就难免打破了我们敬爱的圣樊尚・德・保罗极为珍视的那份谦逊：我变得有些冒昧了…… 就让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成为我的托词吧。

在法国或是国外，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大多数天主教传教士思想狭隘，是狂热分子，他们在排他性的传教热情驱使下，故意将科学和现代进步的利益完全抛诸脑后。

说这些话、写这些文字的人，要么是对实际情况了解甚少，要么就是心怀恶意。

诚然，我们慷慨的传教士远赴异国他乡，并非主要或仅仅是为了从事世俗科学研究，也不是为了撰写关于那些未知国度的新奇书籍。在他们眼中，促使他们离开祖国的动机有着截然不同的重要意义。我们很容易就认可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补充（我们虔诚的读者比世俗之人更能理解这一点），多数情况下，出于简单的谦逊以及基督教的细腻情感，就足以让福音传道者避免通过发表自己的旅行经历或科学著作来吸引公众的关注。此外，众所周知，如今除了神职人员，世上有足够多的人去钻研那些与神职工作关联甚少或毫无关联的科学领域。而且，如今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向心怀善意的探险家敞开了调查研究的大门。

我们还得说，直到现在，在遥远地区传播福音的牧师数量，远远低于分布在世界各地众多传教任务所需的数量。因此，我们可怜的传教士们通常发现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被他们所从事的传教工作的紧迫需求占据了。尽管存在这些种种障碍，但他们还是会尽力满足向他们求助的学者和实业家的愿望，向他们传递所需的文件和有趣的物品。有时候，他们甚至要付出诸多牺牲和努力才能提供这些帮助。

事实上，只要翻阅一下《天主教传教使团》以及其他一些国内外的出版物，就不难发现，我们的传教士常常在民族志、地理学和自然历史领域，为那些他人难以涉足的众多地区提供了有用且被采用的知识。我们知道，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都见证了他们深入到那些最难以到达的角落，而且往往比那些或有名或不太出名的旅行者还要早得多。在首要致力于使偶像崇拜的民族皈依基督教并使其文明化的同时，他们还能向科学界揭示大量宝贵的信息，并且让世人了解到他们在那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地区开辟的新路径。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些热心的信仰传播者 —— 人们乐于称他们为文明的先驱者 —— 并非总是得不到科学团体公开的认可。比如，不久前我们就看到有几位传教士，因健康原因或传教事务回到欧洲后，不得不接受人们授予他们的荣誉勋章。仅就我们国家而言，地理学会就曾用金质或银质奖章奖励过几位传教士的发现，如德戈丹先生、佩蒂洛神父等等。

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特别谈谈东亚地区。正是在那里，有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它越来越理所当然地吸引着西方人的关注，因为它是世界上文明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养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那高傲的戒心以及其政府的种种刁难，总是让欧洲探险家们的热情受挫并心生厌恶。也正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我们神职人员的敌人恶意地强调了一个惊人的反差：17 和 18 世纪在北京大放异彩的那群杰出的耶稣会学者，与如今大多数默默无闻度过一生的谦卑传教士形成了鲜明对比，除非他们遭到屠杀和殉难，否则广大公众永远不会听说他们。

不可否认，北京的耶稣会神父们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成就斐然。他们几乎在人类知识的各个分支都完成了相当了不起的著作。尤其是，他们成功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地理研究工作，绘制出了完整的中国地图等等。只要翻阅一下古代的《教化信札》、北京耶稣会传教士的《回忆录》、杜赫德神父和冯秉正神父的鸿篇巨制，人们就会不禁为他们几乎在所有能引起人类兴趣的主题上所撰写的大量文字而惊叹。

然而，有人会问，为什么过去会有如此活跃的科学活动，而如今却令人惋惜和诟病地陷入了沉寂呢？对于这个双重问题，有几个合理的答案：

• 过去，欧洲的学术团体和学者们若想了解这个神秘的天朝上国，几乎只能求助于传教士，因为这个国家很晚才引起他们的好奇。而且，我们的天主教国王们之所以支持传教士，不仅是出于宗教动机，也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给予他们保护和资金支持。
  
• 传教士们明白，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科学和艺术服务，努力让自己受到这个拥有五亿人口、自古以来就习惯对君主唯命是从的大国君主的喜爱，甚至让自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人。因为在当时，对他们来说，要想在中国获得居留的自由，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天子所用。
  
• 当首都的一小部分传教士通过从事天文学、地理学和艺术工作，赢得了皇帝的信任时，他们的许多同行也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获得了在帝国其他地区从事神圣传教工作的许可。
  
  

我们知道，伟大的印度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至死都未能进入中国。令人惊讶的是，神意似乎从未造就一位能使这一庞大的人类群体皈依的圣迹创造者，这或许是想表明，古老帝国的基督教化只能循序渐进、缓慢地通过常规方式来实现。因此，著名的利玛窦神父，这位大约在 1580 年首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深知在宗教教义和基督教美德的榜样之外，还应增添知识优越性的威望。更何况中国人是一个好奇且聪明的民族，但同时对一切外来事物都极为排斥。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位圣洁且睿智的传教士之后，一大批杰出人士来到北京，在皇帝身边担任重要职务，有的从事科学工作，有的担任政府翻译。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或高或低的职位和荣誉从未妨碍这些神职人员向民众传播他们的使徒热情。事实上，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许多繁荣的基督教团体。这里无需一一列举这些声名远扬的神父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已载入史册，如南怀仁神父、汤若望神父、马若瑟神父、宋君荣神父、钱德明神父、西博神父等等。

不幸的是，耶稣会的解散，紧接着是法国大革命导致所有宗教团体的覆灭，给北京乃至全世界的天主教机构带来了致命打击，同时也切断了传教士的主要来源。因为承担了耶稣会沉重传承的遣使会，虽然在北京也有几位杰出人士，如博先生、吉斯兰先生、汉纳先生和拉米奥先生，但他们自己也很快被革命的风暴席卷而去。

在中国，迫害也很快蔓延开来。少数能够避开禁令、继续留在帝国的神父，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哪有精力去从事科学研究呢！后来不同教会团体的首批继任者们也是如此，他们逐渐前来增援，艰难地重建那些分散甚至被摧毁的传教任务。

后来，在英法联军远征之后，基督教徒获得了信仰自由，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居留，此时的情况与康熙和乾隆两位辉煌皇帝在位时截然不同。如今，已不可能再从帝国宫廷延续北京昔日神父们的科学传统。一方面，中国已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了联系，不再需要也不再渴望借助天主教神父来为自己招揽学者和艺术家。另一方面，如今基督教徒及其精神领袖们处于合法地位，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将时间和精力用于神圣传教工作之外的事情。还有人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我们的欧洲外交官们不会乐意看到传教士通过担任帝国政府给予的有酬职位而获得任何官方影响力。

然而，恢复活动并回到中国的耶稣会神父们认为，根据新的形势，他们不能完全放弃科学研究，还得效仿他们在北京的杰出前辈。因此，他们在上海附近的徐家汇学院成功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象观测站，德谢夫朗神父定期从这里向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传达他的观测结果和有趣的记录。在那里，其他科学领域也受到神父们的特别关注。尤其是自然历史领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伯禄神父坚持不懈的研究工作。他出版了关于中国中部淡水和陆生软体动物、鹿以及龟类的备受赞誉的著作。这位学者在工作中得到了技艺娴熟的绘图师禄是遒神父的协助，禄是遒神父为这些出版物绘制了精美的插图，其中一部分是在中国当地的机构印刷的。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甚至是最偏远的地区，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勇敢的传教士利用部分闲暇时间收集植物和动物标本，并将其提供给我们的博物馆。比如，在衢州，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佩尼神父在他的同事米耶尔先生和福里先生的协助下，收集了一批非常有趣的植物标本，并将其与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起捐赠给了巴黎植物园。也是他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蚕蛾（樗蚕蛾）引入法国，如今我们已经能在本国温带地区的橡树上露天养殖这种蚕蛾。我们知道，佩尼神父从传教任务归来后，除了出版了汉语语法和词汇方面的著作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远东物产的重要文章。

对于西藏，肖沃主教及其继任者布莱主教，尤其是德戈丹先生，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件和一些动物标本，让我们对这个难以进入的地区的自然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同样，在日本的富雷先生、在暹罗的拉尔诺迪先生、在朝鲜的普尔蒂埃先生、在东京（今越南北部）的邦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传教士，在他们各自的第二故乡进行了地理学和自然历史方面的研究，科学界从中受益匪浅。他们的收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公立和私立机构。

在云南，同样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德拉维先生多年来一直将自己所有可用的时间都投入到对这个尚未开发的省份的植物研究中，并且热情高涨、成果显著。他已经寄往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标本，是目前从中国运往欧洲的最重要的一批，其中新物种的比例之高让植物学家们大为惊讶。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弗朗谢先生对所有这些新物种的整理和描述正在出版过程中，将会形成一本厚厚的八开卷书籍。我很高兴地说，我无意间促成了德拉维先生的这第二项使命，这对科学而言是一件幸事。在香港的一次偶然相遇中，我透过他的谦逊，轻易地看出了他的兴趣和才能，后来还成功说服他成为我们巴黎植物园的通讯员。因此，为了表达对他诸多杰出贡献的满意之情，教授们已经授予他一枚勋章，并给予他一些经济补偿，这将有助于他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德拉维先生精心收集并标注的标本完好无损地抵达了巴黎。其丰富程度令人惊叹，仅杜鹃花属这一类，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四五个品种，而他发现的新物种，加上我以前在穆坪采集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四十五种！同样，报春花属，我们以前只知道中国有一种优雅的报春花，而现在我们两人的研究让这个可爱的植物群新增了三十多个新物种。

和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在其他遥远国家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也不会错过在闲暇时间为科学服务的机会。不过，由于我们在此不必详细阐述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只列举其中较为活跃的几位。比如，圣母圣心会的蒙楚齐耶神父，他非常成功地研究了大洋洲几个岛屿的动物群；还有圣神会的迪帕克神父、奥古阿尔神父和勒鲁瓦神父，他们从非洲两岸寄来了许多有趣的物品和信息。

从美洲内陆，我们的博物馆和博物学家也收到了许多或多或少重要的物品，特别是一些以美丽或珍稀著称的鞘翅目和鳞翅目昆虫。公正地说，在这些来自新大陆最为热心且成果丰硕的提供者中，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法国遣使会的西波利斯先生、戈容先生和多尔姆先生，他们的名字在昆虫学家中广为人知。

但让我们回到中国，还要说的是，正是通过山西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帮助，读者们或许听说过的罗默内・迪凯洛先生，才得以获取并将几种新的葡萄品种引入法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各地以罗默内葡萄、帕努奇葡萄和大卫刺葡萄的名字种植这些品种。最后一种葡萄，我是在秦岭中部山区发现它与前几种野生葡萄一起生长的，这种葡萄很特别，它的茎上长满了刺。尽管它的味道略带香气，但和我亲自试验过的一样，它很适合酿酒。

这些新的葡萄品种中，会有能抵抗根瘤蚜的品种吗？未来自会揭晓。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对古代传教士和现代传教士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环境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并且在快速回顾了一些对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传教士之后，现在该轮到我来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博物学家，我在中国主要的游历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因为必须承认，过去二十五年里关于我的工作所写的一切，以及我自己对此所做的阐述，都让公众认为我比其他所有传教士加起来都更专注于自然科学，并且我所做的发现比所有在我之前的远东探险家都要多！人们在这方面把我夸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在我第三次旅行结束时，俄国著名的中亚自然主义旅行家 N. Severtrow 甚至写道：“阿尔芒・大卫神父在科学探索方面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师。” 既然不管是出于误解还是确有其事（这里一切都是相对的），人们给我带来了这样的声誉，而且责任所在，我有责任通过自己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即天主教传教士远非拒绝为科学和祖国服务，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这样做。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不过，我再次请求《传教使团公报》的读者不要忘记，在向他们讲述我的部分经历时，我只是在重复其他地方已经写过的内容。而且，如果我涉及一些与我的官方工作关联不大的个人细节，主要是为了纠正那些关于我的不太准确的报道。例如，人们可能想不到竟然有人给我写讣告，好像我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还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我还得说，作为对某些情况下对我的过度赞扬的一种纠正，虽然多年来学者们关注我，主要是因为我是第一个深入到这个难以进入的中国内地的研究者，因此我的报告和收藏，特别是那些精心完成且对相关地区有一定了解的，具有极大的兴趣和新鲜感。正因为如此，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被荣幸地（非常意外地）选为法兰西学院（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地理学会和法国索邦大学的学术团体联合会也分别授予我一枚金质奖章。另一方面，公共教育部长也向我授予了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只是我们教会的规定不允许我接受。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就我而言，我可以说，如果在完成我的旅行任务后，我能回到最初作为传教士的工作，度过余生，并且如果我的身体完全垮掉没有迫使我回到法国，在登船前就接受了最后的圣礼，那么我甚至都不会知道这些对我工作的认可。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正如我在由哈谢特出版的第三次旅行的前言中所说，后来在瓦佩罗及其他地方也重复过，我出生在巴约讷教区的埃斯佩莱特，那是一个纯粹的巴斯克地区。我的父亲当时是当地的治安法官，是一位医学博士，他非常热爱自然历史。他的谈话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对动物、鸟类和花卉的兴趣。当我的小脚丫能走路时，我就高兴地跟着他在山间田野里跑来跑去，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着大自然的万千事物，为造物的奇妙而兴奋不已，对几乎所有童年的娱乐活动都漠不 关心。我还喜欢长途跋涉，忍受疲劳、痛苦和小的困苦。尤其我为自己能比同伴跳得更远或更高而感到自豪。总之，我早早地就习惯了各种体育锻炼，有着强壮的小腿，这一点完全无愧于我的民族。正是这种最初的巴斯克式教育使我能够完成那些长达数千里格的徒步旅行！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首次领圣体之后，我被作为走读生安置在拉里索雷小神学院，那里以良好的学业和迷人的环境而闻名。在那里，我距离家乡四公里远。然而，每次开学时，我都会因为非常想念父母而哭泣，不得不说，我失去了自由，也就是在草原和树林里随意奔跑的自由。不过，似乎我在完成学生的各项任务时都非常认真，但我始终对自然事物有着特殊的喜爱。以至于有好多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同学们会从阅读除自然历史之外的其他书籍中获得乐趣。尽管周围有伏尔泰主义的例子，但这并没有阻止我逐渐转向宗教思想。在临近毕业时，我向父母表明我觉得自己被召唤去从事神职工作。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真正想法是投身于国外传教事业。我相信上帝会为我铺就前行的道路，如果这是我的使命。事实上，在巴约讷完成了两年的哲学学习后，我于 1848 年突然离开家乡，来到巴黎，立即进入了传教士的见习期，当时我只知道他们被称为遣使会。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还没在巴黎完成神学课程，上级就因需求紧迫，认为派我去意大利是合适的，他们说这是出国的第一步，之后还会走得更远。我在萨沃纳的神学院待了十年，这所神学院由遣使会管理了一个多世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淡忘了自己的传教使命，也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工作。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除了其他工作，还为那些程度较高的学生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为了方便教学，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自然历史陈列室。这使我不得不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并习惯了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操作。尽管当时在意大利自然历史研究还是一件新鲜事，且不太受重视，但我得说我的课程并非完全没有收获。我的一些学生在科学领域或作为探险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阿尔贝蒂先生，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许多出色的发现。我也很高兴地提到侯爵 J. 多里亚的名字，我鼓励他在自然历史研究方面迈出最初的步伐，他后来成为了他家乡科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建立了那座令人惊叹的热那亚公民博物馆，深受鉴赏家们的赞赏，从那里出版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动物学出版物之一。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后来，在 1860 年英法联军远征之后，我们政府表示希望在北京的传教士尽快开办法国学校。我们的总负责人埃蒂安先生想到了我，让我负责为这些学校的建立做准备工作。他认为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适合这项任务，但他根本没想到我后来会成为一名博物学家！所以可以说，我的科学使命是由各种情况促成的，也就是天意。事情是这样的。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1864 年，我离开亲爱的意大利来到巴黎准备长途旅行。有一天，北京的主教莫利阁下（我要和他一起出发）带我去拜访法兰西学院的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先生，他习惯向传教士获取中国的书籍。他向朱利安先生介绍了我对自然历史的热爱以及我在这方面的积极态度。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很快，我们这位伟大的汉学家对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情都很感兴趣，他表示要利用我的才能为法国学者服务。于是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几位杰出的同行，让他们给我布置任务。就这样，我先后与埃利・德・博蒙先生、德・夸特弗拉热先生、德凯纳先生、E. 布朗夏尔先生、E. 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这些科学院的成员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承诺尽我所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不过，能得到这些科学精英的建议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没想到除了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概念和物品之外还能做其他事情。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们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因为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在我们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我一边学习当地语言，协助神职工作，一边开始探索首都周边地区，从我的研究偏好出发，要么为建立一个自然历史陈列室准备材料，这个陈列室在未来的学院里可能会有用，要么按照我的承诺向我们国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发送报告和收藏。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这个大型机构的教授兼管理人员，特别是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他从此成为我非常热心的通讯者）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我的良好意愿。作为对我第一批发送的物品（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植物和动物标本）的回应，他们给我寄来了最热情的鼓励以及一笔用于方便我进行研究的经济补偿。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我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开始从事这些特殊的工作，而我原本只想把它当作一种消遣！事实上，在巴黎取得的成果越来越重要，这让博物馆的教授们认为中国对于博物学家来说是一个黄金之地，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有很多发现要去做。因此，他们认为向遣使会总负责人请求特别许可，让我在几年内去这个庞大帝国鲜为人知的省份进行大规模的探险旅行是合适的。埃蒂安先生非常乐意地同意了这个请求，因为这是政府提出的，政府的支持对于传教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为了更好地关注我的工作，公共教育部门赋予我的工作正式的科学使命，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支付我的所有费用。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这就是我如何成为一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的博物学家，通过服从并为法国科学服务，为了宗教的利益。我努力间接利用自己为传教士的共同目标服务，尽我所能做好每一件事，就像其他任何一个人在我的位置上会做的那样。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我需要有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来面对我在完成三次大型旅行过程中所遇到的无数身体和精神上的困难、疲劳、困苦以及危险。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但在最后一次探险结束时，我被疾病和过度的劳累击垮，不得不放弃中国，感觉自己在那里快要死去，最终回到了法国。在法国，多亏了上帝以及长时间精心的照料，我逐渐恢复了部分健康。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代词典》错误地说我退休去了阿尔及利亚。我确实去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这是医生的安排，这可能就是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但我住在巴黎我们的母院，参与同事们的活动和工作，等待上帝把我从这个世界带走。在这里，我也利用恢复的体力建立了一个自然历史陈列室（我一开始就提到过），按照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意愿，这个陈列室用于我们教会学生的补充教学。由于我有特殊的便利条件，它变得非常重要，可能法国没有其他私人机构能有这样的规模。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当然，我所有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收藏都被仔细地存放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每个人都可以在陈列柜或实验室里看到它们。毫不夸张地说，目前由于各种传教士的发送以及我的研究，世界上没有其他博物馆在来自中国的自然物产方面能像我们博物馆这样丰富。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有许多关于我探险所获得的各种物品的出版物，我来介绍其中一些。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只有专业的动物学家才能了解 H. 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巨著《哺乳动物研究》，除了一个物种外，这本书研究的都是中国的动物。我有幸发送了大部分这些四足动物，以及其他在其他地方被描述过的动物，这些既被这位博学的教授所描述，也被伦敦和柏林的博物学家所描述。被科学认可的新物种总数达到了六十五个。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在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作品所附的精美地图集里，最引人注的新物种之一是川金丝猴，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猴子，鼻子高高翘起，脸呈绿色，背部有长长的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