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人家[68]| 刘海的三十一年：一台门吊，几本台账，一个站
人物名片：刘海，牌楼站货装负责人，扎根牌楼站三十一年，他从货运员干起，一直跟货物装卸打交道。每天看调度计划，安排装车卸车，盯着作业进度，检查货区安全，忙碌是他的日常，用他的话说，“站兴我荣，站衰我耻。”
仲秋时节，上午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刚好打在墙面那只挂钟上。刘海说这钟挂了好些年，电池换过几回，时间一直很准。
办公桌上摞着几本装卸台账，左边柜子放着4个对讲机，其中两个外壳裂了，按键按下去弹不回来；还有一个屏幕碎了一角，但还能显示数字。刘海把还能用的那个拿起来试了试，又放回去。“用坏的舍不得扔，放着当个提醒。”他说不上来提醒什么，就是觉得扔了可惜。
一个地方，三十一年
刘海是牌楼站货装负责人，扎根牌楼站三十一年。从小伙子到头发白了一半的中年人，他的工作从没离开过牌楼站。有人说他是牌楼站的“活台账”，哪个货区堆了多少货物，什么车型装什么货，他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他听了摆摆手：“就是熟悉而已，没得那么牛。”
三十一年前，这里还叫内江东站。刘海的父亲是铁路工人，刘海从小听父亲讲铁路故事，见过内江东站车水马龙的样子，在枕木铺的小路上走了十几年，从小就对铁路有感情。大学毕业后，他到了牌楼站当货运员。报到那天，父亲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别给铁路人丢脸。”
货到了，人就得在
刚上班那几年，由于技术限制，设备更多依靠人力操作。装车靠人指挥，车辆货箱要对准站台上的仓门，需要凭经验和眼力判断偏差。“那时候没有辅助设备，全靠经验。”他说，装卸作业一旦开始，监装监卸就是几个小时，腿麻了站起来跺两下接着盯。后来车辆改了设计，站台也加装了监控，他养成的习惯没改。每批货物装卸完毕后都要清理货区，绕一圈看看，用手推一推最外层的袋子，看有没有松动。
如今，牌楼站主要负责货装，粮食是大头。东北来的玉米、小麦，一车一车地卸，再分装到配送汽车上往外送。旺季时一天到几十个车皮，货位不够用就得想办法快装快卸。刘海每天早上一到站就看调度计划，把当天的到达车数和货物品类记在本子上。
节假日跟平时没两样。货装反而在节假日更繁忙，必须坚守在岗位上。父亲那一辈也是这样，大年三十该值班就去，没有二话。刘海记不清有多少个除夕在货场过的，“大家都是这样的，人民铁路为人民，有需要就得上”。墙上的挂钟他经常看，不是看几点下班，是看装卸作业有没有超时，门吊的轮换时间到了没有。
“半夜三更门吊出故障最磨人。”门吊是卸车的关键设备，一坏整个作业就得停。有一回凌晨1点下大雨刮大风，刘海接到电话得知吊机坏了，穿上衣服就往站上跑。到了现场问了情况，让操作工先断电，自己爬到操作室旁边的小平台上查看。维修工人来了之后，他站在下面指挥，仰着头盯了快一个小时，直到门吊重新启动才走。到家已经将近4点，躺下睡了两小时，起来继续上班。这几年门吊换了新的，故障少了，但电话一响他照常去。有时候刚到家还没换鞋，电话又响了，抓了外套又出门。
货物倒塌也常见。大车装小货或者小件堆高了，运输途中一颠就歪，卸车的时候哗啦散下来，堵在车门口。有一回玉米袋子塌了，刘海把工人们叫过来，自己先跳上车厢把没倒的袋子往一边挪，腾出地方来再一袋一袋地码。一袋50斤，他抱了十几个，后背的汗把工作服洇湿了一片。“负责人不带头，工人就不会努力干。”他说完又补了一句，“不过现在年龄大了，抱不了太多了。”
疫情防控那几年，牌楼站的货没停过。生活物资要保证，刘海带着值班的职工一起干，经常加班。“货物不运走，火车就要拥堵，这是不能等的！”那段时间，有职工心里焦虑，刘海每天早晨碰头的时候先讲一遍防护措施，再问谁家里有困难，给他们做心理疏导。他说干这一行说到底还是跟人打交道，活儿得干，人的情绪也得顾。
内江人还叫它内江东站
“牌楼站的名字这些年改过两回，但内江人还是管这儿叫内江东站。开车路过牌楼路，上点年纪的会说，以前西南医疗厂的设备就从这个站走的，锻压厂的机床也是。现在运的东西不一样了，粮食、砂石，大宗物资还是靠铁路。”刘海靠在窗边，窗外就是货场，叉车正在出仓，把托盘上的粮食装上汽车。
办公桌上的对讲机有一个还能用，他每天充好电挂在腰上。墙上的挂钟指向上午11点20分，卸车作业还在继续。刘海站起来，往货场那边看了一眼，再次走向他熟悉的“战场”。
记者手记：
采访刘海，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货到了，人就得在”。三十一年，从人力指挥到设备更新，他始终守在货场。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每天看计划、盯作业、查货区。这份工作谈不上惊天动地，但正是有人这样一年年守着，货物才走得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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